漫谈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改革及政策取向_经济学论文十篇
漫谈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改革及政策取向_经济学论文十篇
【经济论文】导语，我们眼前所欣赏的本篇共有27572文字，由吴成华详细订正后，上传于美文档！手工业是指使用简单工具，依靠手工劳动，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工业。它最初与农业融为一体，属于农民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农民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或者制造某些劳动工具和日用器皿。其产品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多余的予以出卖。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个体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的特点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使用私有的生产资料分散经营，一般不雇用工人或只雇用做辅助性工作的助手和学徒，并以本人的手工劳动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漫谈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改革及政策取向_经济学论文十篇假如你对此篇文章有更多的感触，也可以上传分享给大家！
漫谈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改革及政策取向_经济学论文 第一篇
最不缺少的是问题
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最不缺少的是问题，确实毫无夸张之处。如市场总供求失衡，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需求潜力巨大但有效需求不足，房价过高，房地产开发企业小、散、差，二级市场远未建立起来，公房入市还是难题，租赁市场不规范，住房金融市场不健全，某些地区性市场虚火上升，存在着逐渐膨胀的泡沫，……
上述不完全列举出的这些问题，单拿出任何一个，都是制约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从而制约房地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从宏观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城镇住房建设已经达到每年5亿平方米以上的水平，而据估算20xx～20xx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潜在需求量每年也有约6个亿，与此同时，目前的有效需求（商品房销售）只有每年1个多亿，而商品房空置量却已达到1个亿左右的水平。房地产市场供需之间存在着这么大的缺口，人们对住房需求的渴望与并不令人满意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依靠内需特别是住房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
上述这些问题，单拿出任何一个，也都是从事房地产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而当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则不仅使决策者们一时摸不着头绪，即使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是令学者们既感头痛又颇觉兴奋的头等难题了。
越有问题越需要市场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又该如何对症下药？这就涉及到市场和关系的基本问题了，而这个问题既是经济学界一个难题，也是经济学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到底应该市场调节多一些，还是调节多一些，这个问题对于当前既属于发展中国家又属于转轨经济国家的中国就更加重要。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目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的国家，都采用了一种所谓的“混合经济”模式，既有市场调节，又有调节。但是，市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在经济领域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有高低不同。目前可以有把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市场机制纵有万般不是，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尚无任何一个机制能与之相媲美。至少，大规模的计划体制的社会实验已然失败，而高举市场经济大旗的国家的实践也表明，谁的旗帜举得越高谁的经济效率一般来讲也就越高。
看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恐怕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属于很“不完全”的市场，但这“不完全”并不能成为不需要市场调节（特别是发挥其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理由。现阶段，我们也应该加强调节的作用，但是需要明确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相对于市场调节更有效率的经济领域而言，加强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显然更符合效率原则；同样，相对于在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微观领域过度干预和管制所引起的低效率而言，其对经济宏观层面的必要调控以及制定正确的游戏规则则更富有效率。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多多，这既是难题，其中也孕育着解决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认定正是由于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改革的不彻底引发了这许多问题，那么我们培育市场，完善市场，就应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问题越多，问题越复杂，则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解决这些问题的效率也就越高。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多多，如市场总供求失衡，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需求潜力巨大但有效需求不足，房地产开发企业小、散、差，二级市场远未建立起来等等。这些既是难题，而其中也不乏孕育着解决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认定正是由于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改革的不彻底引发了这许多问题，那么我们培育市场，完善市场，就能够将这些问题解决。
政策的重点是需求
明确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是正确方向，那么合乎逻辑的观点便是政策的制订和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面而非供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在住宅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由此使得城镇居民住房条件较大改善。然而，客观地讲，我们目前的居住水平还不高（2000年人均居住面积10.3平方米），住宅消费占家庭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偏低（2000年为10%），大多数普通百姓靠自己的正常收入买不起房。
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需求方面。特别在当前的转轨时期，对市场需求、百姓的实际消费偏好应重点考虑。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任何决策（不管是的还是企业的）都应从市场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市场需求出发。任何政策的制定如果背离了这个大方向，将会大大提高其实施成本和难度，最终的政策结果与原定的政策目标之间将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偏差。
例如，目前推行的“住房供应体系”和“经济适用房”有关政策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结构应大致如此：5～10%左右的是纯商品房，10～15%左右的是廉租屋，大约75～85%是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是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这一政策的，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房价过高居民承受能力不足这一切肤之痛的考虑，然而房价过高，居民承受能力不足的个中原因却非常复杂，并非单纯地通过贴补地价、限制开发商利润率等简单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就能解决。此外，住房供应体系中所提出的中国城镇居民各类住房的比例是否科学合理，也是一个尚需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消费者需要哪类住房，是由他们自己根据其收入和偏好做决定，最终在市场交易中得以实现。
可以肯定地说，经济适用房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建设、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地位应该是过渡性的，是权宜之计。希望将这一观念融入政策制定中，加快我国房地产市场建设的进程。
完善的市场结构是关键
看来，真正地领悟市场经济的内涵并付诸实践需要一切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谈市场取向的改革，谈政策的重点是需求，仍是一个常青的课题。
在我国房改中曾出现的、目前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重售轻租”的政策倾向，就是一个未能深刻理解房地产市场内涵和特点的典型案例。由于房地产本身的高价值量、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保值增值性等特点，使得房地产市场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竞争的不充分性、交易的复杂性、供给的滞后性以及与金融的高度关联性等基本特征。如果懂得房地产交易的复杂性，买卖和租赁是房地产市场两种最基本的交易方式，缺一不可，那么就能够懂得培育规范的租赁市场的重要性；如果明白房地产本身的高价值量、保值增值性等特点，那么就不难明白住房二级市场对一级市场的重要补充作用；如果理解了房地产市场与金融的高度关联性，那么就能够更深地理解建立完善的住房金融市场，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的重要意义。
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完善是一个大课题，需要专文进行讨论。这里能够简单说明的是，正如同由于租赁市场的不完善对买卖市场造成的损害一样，不重视住房二级市场的培育，在公房入市问题上瞻前顾后，极大地降低了住房一级市场的效率；而不完善的住房金融市场特别是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的缺乏，也极大地阻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市场的培育需要制度创新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总体说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模式。房改中的这种渐进式改革方式给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造成的障碍，可归纳为“两步走”难题，即由于产权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改革进程的延误。例如，房改中第一步将公房以成本价或标准价出售给职工，同时又不给他“完全产权”，公房的产权形式只是由“公有”变为“共有”，产权仍然不明晰从而“已售公房”无法直接入市交易，于是只能进行第二步的改革即“公房入市”。
中国的房改进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主要是进行初步探索，是房改的试点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整个90年代，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是找到了正确方向明确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阶段；当前处于第三阶段，即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阶段。只提“市场”不提“产权”或“制度”的改革绩效至此已然消散得差不多了，产权改革应该成为下一步房改的重点，即明确保障住房私有产权，确保初始产权界定明晰，并制定相应的规则，保障并鼓励住房产权的自由流转交易，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逐步退出房地产市场运行微观领域，并真正确立市场在房地产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的目的。
很多时候，中国的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老外毕竟对中国的“国情”不熟悉，也没有必要熟悉。我们目前尚难以回答诸如“到底渐进式改革好，还是激进式改革好”这样的难题，目前也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做支持。我们能够大胆得出的结论是，一直实行渐进式改革方式的中国，在某些领域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领域可以有所突破，这对建立完善的房地产市场，加快房改的进程有莫大好处。在中国的房改中，一刀割一条或者一截坏老鼠尾巴，恐怕不是最好的办法，手起刀落，多条尾巴同时割可能效果要好得多，这大概可以算是我们给“弗里德曼难题”的一种解答吧。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开发利用xx的信用环境资源_经济学论文 第二篇
摘 要：信用环境是西部开发中的重要软环境，西特的信用环境极具开发潜力，经济发展与信用环境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怎样开发利用信用环境，并使其更好地为经济跨越式发展服务，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课题。
《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在“十五”期间将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在西部大开发中走特色经济之路，并提出了发展特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构想。的特色经济一般是指旅游业，藏医药业，绿色饮料业、民族手工业、采矿和建材等特色产业，笔者认为：在特色资源的开发中，还有一个颇具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宝贵资源亟须开发和利用，这就是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是西部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西部信用环境建设现状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规范下的经济，同时也是受信用约束的经济。信用的可贵之处，是它比货币资本更具有增值潜力，是更具有潜在价值的无形资产。任何市场主体一旦丧失了信用，同时也就丧失了货币和资本，甚至比丧失货币资本更为可怕，因为它极可能是永久的丧失。
西部开发需要大量货币和资本的投入，经济学者和社会公众都已认可了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其中西部的信用环境建设同样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因为西部开发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信用，西部信用环境的建设现状却不容乐观。在企业的经济交往中，不讲信用，不守信用，背弃信用的现象屡见媒体报端。已经签订的合同可以单方毁约，承诺的货款可以无理拒付，向金融机构的贷款无限期拖延归还；服务、承诺作为高高挂起，各种虚假信息充斥大街小巷；各种形式的坑蒙拐骗屡有发生，假冒伪劣产品渗透到市场的各个领域，工程、毒米、劣盐、陈馅月饼，泔水食用油更是令人毛骨悚然。这些现象的实质是信用缺失，市场经济的正常利益驱动机制被严重扭曲，对利益近似疯狂的攫取造成了社会性的信用缺失，这种缺失的恶果是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体制的建设，同时也阻碍了货币和资本对西部的投入。
从目前的情况看，信用缺失不只是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部门存在的现象，而是带有普遍的社会性和全方位性。从生产部门到流通部门，从管理部门、执法机关到中介服务部门，从社会道德到公众心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信用缺失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被社会公众默认，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信用缺失反映了我们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滞后，反映了我们在道德建设领域的缺口，反映了信用市场开发利用的不足，反映了信用道德教育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二、良好的信用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发展与其他区域相比比较落后，但良好的信用环境却凸现其独特的优势。其成因主要是：一是受藏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浓郁的宗教文化影响，人们长期受“善”与“行善”的理念的灌输和熏陶；二是处于祖国西部边陲，交通不便，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客观上也阻止了不良信用意识的传播；三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却免于与现代工业文明一块孳生的毒菌的侵袭。信用环境建设的优势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相当有利的。
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信用方式和信用工具的普及，网上贸易、电视购物、电话委托、电子存款、、信用证……现代文明促进了信用理念的扩展、深入和强化，信用意识和守信行为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外商外资对西部的注入，东部资金向西部的转移，客观上都需要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目前，对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特别是信用环境，外商、内资普遍反映强烈，而西部的地方、企业和居民对此却认识不足。
西方国家的工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信用文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普遍建立了信用评级机构、监督机构和严格的信用制度，普及了信用意识，开发了良好的信用环境。外商对信用环境是相当认真和挑剔的，他们往往将自己国家和其他发达地区的信用环境同我国西部地区的信用环境相比较，形成了强烈的认识反差。客观地讲，我们西部的信用环境，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很大差距。西部信用环境的硬件和软件建设程度决定着外商投资，东资西移深度。而西部信用环境的优劣，则取决于当地、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努力，西部信用环境的建设，首先应该从和企业做起。
论公共财政运行新机制的建立_经济学论文 第三篇
推行公共财政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政职能，从根本上减轻财政负担、摆脱财政困境的治本之策，可以说搞公共财政是旧式财政运行机制同新型市场经济体制激烈碰击后悟出的真谛。但是，由于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地方财政在构建公共财政新机制方面面临着许多难以回避和逾越的矛盾和困难。
一是保障基本支出需要的财力严重不足的矛盾。公共财政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证正常运转的财力需要。然而，现在地方财政特别是市（县）以下财力严重匮乏，收不抵支，财政收支难以平衡，有些乡镇的可用财力连教师工资都不够。如此紧张的财力状况，使地方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没有保障公共财政支出基本需求的财力。因而，难怪有人把“吃饭财政”当成公共财政。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无建设性支出的财政，各种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历来都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代表，都属社会公共需要的范畴，它应由出资兴办。
二是可用财力的增长难以满足刚性支出需要的矛盾。一方面现行财政体制下，税收任务由上级税务部门按照“基数加增长”的办法下达，难免与实际税源相脱节，地方财政无权追加或调整，不得不靠良好的人际关系或增提手续费、拨款改善办公条件等形式协调与税务部门的关系，确保尽可能多的税收；另一方面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上级部门超越事权，规定下级支出项目、标准和范围，如教育、农业、科技、血防、计划生育、文化宣传、民兵训练等都有具体明确的硬性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拿着上级的红头文件，要求当地财政安排配套资金，有些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安排的比例或数额，没有顾及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另外，一些政策性增支因素不断，特别是调整工资、增发离退休人员生活费、提高民政定补标准、增加岗位津贴和警衔工资等，使得地方财政入不敷出。
三是财政支出“越位”难退、“缺位”难补的矛盾。财政支出范围一方面存在“越位”，职能相近的部门重复建立，一些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和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乃至后勤服务部门也在财政供给之列，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开支比重偏高；另一方面严重“缺位”，公共服务能力弱化，在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投入不足，不少地方的人员工资和公用经费不能打足，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两个确保”无法实现，医疗保障没有保证。由于“越位”退不了，致使“缺位”补不上，与公共财政的基本运行机理相悖。
四是财政支出标准与实际不符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尽管对财政供给标准做了多次调整，但仍有不少财政供给标准与实际不符，如住宿费、出差费等，标准偏低。如果提高标准，可用财力又无法满足。而且在财政供给范围没有完全净化之前，就实行统一的集中国库支付制度，必然要增加支出，加大财政的压力。
五是财政自身管理机制不完善的矛盾。在预算管理上，预算编制不细，预算期财政收入的测算一直采用以增长比例确定总量增长的办法，财政支出的安排长期存在切大块直至执行中频繁追加的问题，即使有些地方实行了“零基预算”，却不够规范，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漏洞较多，如同做数字游戏。在预算的完整性上，由于部门利益的驱使和管理措施不到位，预算外资金并未作为财政性资金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收支统管，财政预算仅仅包括了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分散于各部门和单位，成了财政难以掌握的“第二预算”。在财政监督检查上，当前财政监督的范围与深度、方式与方法还不适应职能转变的要求，财政监督检查还没有渗透到财政性资金使用的各个环节，存在着真空。
公共财政的建立势在必然。那么，当前在构建公共财政新机制上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如何解决呢？笔者以为必须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完善财政体制，合理分切“蛋糕”。首要的是正确划分各级的财权与事权。财权与事权的正确划分和规范实施是分级财政体制的前提条件。要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严格按事权行使财权，克服“下级靠上级补助实现平衡”的观念，严禁互相“钓鱼”等不规范行为。其次要合理分税。地方税种设置是否合理，一方面要看能否保证必要的地方税收入，使地方税收入与其所能承担的职责任务相适应，另一方面要看地方税基是否具有相对性和稳定性。因此，既要依据税种性质，将零星分散、税基较窄的税种划归地方，又要兼顾地方税收规模，将少量收入稳定、税基丰厚的税种纳入地方税范畴。再者是要尽快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用因素法核定各级财政支出水平和收入能力，并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减少人为因素，实行转移支付。在财力紧张的状况下，为实施有效调控，适当集中增量财力是必要的，但从发展趋势看，收入增长的大头不应归上级财政，以调动各级财政的积极性，建立自求财政平衡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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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反思和重构：从工业主义到重农主义_经济学论文 第四篇
[关键词]工业化过程；研究范式；工业主义；重农主义
[摘要]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工业主义在思想界迅速取代重农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过去关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进行的。这种传统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忽视了农业对工业化过程的决定作用，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工业化过程的内部结构，从而把工业化过程了解为一个抽象的线性发展过程。然而，从重农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则可以区分出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这两种工业化过程虽然密切相关，但却有着各自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
Reflection on the Paradigm of Industrialization Research and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Industriali to Physiocrati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research paradigm; industriali; physiocrati
Abstract:Du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dustriali rapidly superseded the physiocrati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and become the dominant mode of thinking. As I know, up to now nearly all researches on industrialization are still subject to the industrialist mode of thinking. In such a research paradigm, on the one h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agriculture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neglected and the process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solable o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er se has been viewed as an abstract linear one. Herein from the long-neglected physiocratic theory, I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distinct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es and examine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inner structure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工业化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理论预设下进行的：可以把工业化过程视为一个孤立的线性发展过程。因而，所有的工业化过程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些差别只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绝不是质的区别。换言之，在关于工业化的传统研究中，没有关于工业化过程类型的概念。①
本文即是要在反思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工业化过程的抽象类型学，或者说构建两个在概念上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基本工业化过程的理想模型。通过这个理想模型所提供的参照框架，我们可以对实际工业化过程的结构、性质和趋势进行具体的理论探讨。
一 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反思
自马克斯·韦伯倡导“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以来，这种研究方法就迅速在西方学术界盛行起来，特别是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各种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最著名的实例之一就是这个学派对社会形态所作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二元区分。可以说，正是这种二分法集中反映了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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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笔者所知，研究工业化问题的学者一般都把注意力放在工业化研究本身上，而不曾试图反思一下工业化研究的范式。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范式是自然而然的，殊不知那只不过是工业主义的历史产物，后者则是英国工业革命在思想界的产儿。就其内容看，工业主义是在批判重农主义的“教条”——农业部门是惟一的生产部门——中产生的，它坚持了相反的立场：“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工业已达到了高度发展状态，航海业、国内和国际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1](p100)其中蕴含的结论不外是，工业发展可以而且必须于农业之外单独进行考察。这种信念一经确立就长期支配了人们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再也没有感觉到有从工业化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重农主义理论的必要。
无疑，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理论范式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个范畴是被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的。在这种理论范式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被假定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形态，前者是传统的，后者则是现代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断裂，而决非历史的延续。在这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发展，而是被理解为一种替代。因此，当人们谈到工业化的时候，农业问题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被当作一个消极的背景来看待，当作一种工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或有价值或无价值的历史遗产来看待，而工业化过程和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却被忽视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化论者完全没有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在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化论者当中，确实不乏有人在探讨工业化问题的时候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例如，罗斯托就认为“正是农业革命多种的、显著的和一致的结果，使它在前提条件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农业必须为现代部门提供更多的粮食、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可贷资金”[2](p24)。然而，这种考察方式是把农业视为工业化过程的一般外部条件，而不是把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当作“一个同一过程不可分离的要素”来看待的。[3](p16)
这种把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关系当作一种外在关系来看待的观点并非罗斯托的一家之见，毋宁说代表了现代经济学者的一般看法。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在《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中讨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时候，引述了库兹涅茨的“经典”，把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主要是工业)的增长与发展的作用归结为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简言之，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作为一般的外部条件，其作用是向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和原料、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外汇。[4](p26～27)这种考察方式和罗斯托的考察方式一脉相承，并无二致。
在发展经济学家中，企图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作为同一个过程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来看待的经济学家是古斯塔夫·拉尼斯和约翰·费。他们把劳动力的转移看作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联系的纽带，把劳动力工资率的变化看作是影响这种联系的主要变量，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作为解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由于竞争劳动力而造成的问题的主要手段。[5](p27～34)在这种理论中，农业和工业是被设定在一个过程里面的，而且确实也是作为这一个过程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出现的。但是在这里，工业增长和发展却是作为一个和农业无关的前提出现的。它没有探讨工业增长的根源问题，更没有从农业方面探讨工业增长的根源和动力。实际上，农业依然是被作为外在于工业化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或因素。
由于脱离了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来单独考察工业化过程，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自然就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按照这种看法，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相比，两者只是处在同一种工业化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可能是处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包括工业本身的技术、组织和规模等)几乎从来没有被理解为可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业化过程的质的区别的反映。
美国学者保罗·斯特里顿曾在发展经济学诸多理论和流派中做出了一种二分法：“线性范例与非线性范例”。在他看来，持线性发展观的学者会认为“发展是所有国家都沿着前进的线性道路。发达国家在不同时间越过了起飞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正跟上去”。“线性观点排除了不同发展方式的选择。一切国家都不可抗拒地必定经过罗斯托式的五个阶段”。[6](p383)而持非线性发展观的学者(例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则认为“富—穷关系的国际体系制造了并保持了穷国的不发展”[6](p383)，因而贫穷的后发国家就不能像捷足先登的发达国家那样顺利地经过自己的发展阶梯：一句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线被发达国家打断了。
但是，斯特里顿在这里所做的区别显然不是对一般工业化过程本身的概念性区别，而只是对不同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实际发展状况的区分。其
教育产业化问题探析 _经济学论文 第五篇
近年来，围绕着应当把教育作为一项事业还是一项产业来发展的问题，在理论界展开了一些讨论。关于教育产业化的含义和内容，理论界尚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试图对教育产业化这一问题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作一些评价。
[关键词] 教育； 产业； 产业化
目前，就国家教育事业能否产业化，该不该产业化，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主要有两大派，即赞成派和反对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的必须先解释“什么是教育产业化”这一问题。
下面我就对两派的观点进行综述。
一、赞成派的观点
1、有一种观点认为，把教育产业化理解为建立一种合理的个人成本补偿制度，即接受教育的个人应缴纳一定比例的学费以保证教育经费的来源。教育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身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成为利国利民的有效投资和消费重点，开发教育产业势在必行。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教育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与经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今社会经济竞争日益激烈，逐渐从产品与技术的竞争深化到人力资本的竞争，谁掌握了教育优势，谁就控制了主动权。教育的出路，乃至于中国经济的出路之一，就是要将教育，甚至包括义务教育，全面推向市场，借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把教育抬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上。理由有如下几点：①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最大的教育市场，但并不是一个教育强国，发展不足和质量不高并存仍然是当前的最大问题，教育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反映了教育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仍然存在把教育当作消费性投资、教育行业依赖国家"输血"、不计成本产出等痼疾，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必须尽快改革。 ②随着教育政策的开放，国内外教育机构纷纷涉足教育市场，留学宣传活动铺天盖地，甚至瞄准了中小学生和高考"落榜生"；民办教育方兴未艾，从1992年起步，到1997年底已发展到5万多所，在校生总数约为1600万人，从业人员达52万多人，资产达到上千亿元，这与其他行业减员转岗恰成对照，与公办学校经费困难形成对比。在产业组织思想的指导下，英豪学校创造出"教育储备金"发展模式，南洋发展集团创造出"集团投资，连锁办学，滚动发展，适度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浙江台州探索股份制办学形式。公办学校也在其影响下改弦易辙，东南大学等高校借用校外公寓，发展寄宿制中小学校，葛洲坝建立教育实业集团，以教养教，以教促教，这些经验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贵在开拓思路，丰富了教育产业理论，证明在我国开拓教育产业大有可为。 ③教育发展既有长效性，而且回报率高、风险小、无污染、市场广大，既有利于减缓就业压力，促进再就业，应当是人口众多且独生子女普遍、资源短缺、环境基础薄弱的我国首选的发展行业，也是可待续发展的重点行业。在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办大教育是我国长期的国情特点，国家应当酌情考虑调整教育发展政策，以富国利民为出发点，鼓励社会资源办学，适当引进产业管理经验，允许适度的利润存在，求大利存小弊，充分利用多年来积聚的教育优势和闲置资源，打破地区和部门的人为限制，扩大社会服务，使教育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
2、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产品可以分为公品、准公品和私人产品。作为提供公品的教育主要是指九年义务教育，准公品的教育是指九年义务教育之外的其他各类普通教育、举办的各类成人教育等，私人产品的教育主要是指私人办的各种教育，如以个人名义举办的补习班、培训班等。从以上可以看出，成人教育是一种产业，该产业是向社会提供准公品的。教育产业化主要是指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因为非义务教育与经济的联系更密切一些，其培养的学生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据经济学家的估算，随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其个人回报率呈递增而社会回报率呈递减趋势，教育的商品性质愈明显。因而，个人和受益单位有义务对教育进行补偿。这一条成为国家投资倾向于义务教育而不对非义务教育承担主要义务的理论依据。非义务教育的投资收益规律使个人、家庭、单位和社会之间呈现一种类似市场上的交换关系。一些学者便据此提出“教育市场”的存在并断言教育可以象一般企业那样引入市场机制。
二、反对派的观点
1、针对赞成派的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以狭义的产业概念为论述的出发点的。狭义的产业是“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源和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再加工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 教育产业化意味着教育转变为一种具有产业性质的活动，成为一种产业。教育(狭义的)是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受教育者(儿童、青少年)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体力的活动。教育的基本性质主要在于它的精神性，即：教育活动的对象是具有思想、个性的人；教育活动的过程是将前人积累下来的、经过加工整理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受教育者，使他们的心身发生教育者所预期的变化；教育活动的结果是受教育者的心身得到应有的发展，成长为一个“社会人”。 比较上述教育与产业的概念及其基本性质，不难看出，两者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虽同为人类活动，前者是人的培养，后者是物的生产。人的培养有人的培养的特点、规律，物的生产有物的生产的特点、规律，或许两者之间有些许兼容、相通之处，但恐怕无论什么时候将人的培养的规律用之于物的生产，或将物的生产的规律用之于人的培养，都是行不通的。因此，从概念的逻辑出发，我们认为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教育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产业性质的活动，教育成不了产业。因此，教育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殊含义，不能将市场机制生硬地套用到教育上面，反对大张旗鼓地倡导教育产业化。
2、针对赞成派的第二种观点：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推导带有很大的假想性质，所谓的“教育市场”是虚拟出来的，它并不恪守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教育进入市场和企业进入市场是两回事。教育产业化提倡者认为产业化就是要转换现代教育体制；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前两点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而最后一点却令人迷惑：教育要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那还要不要按教育规律运作?A事物却要符合B事物的规律，这种观点未免有些牵强。即使退一步来说，教育就完全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吗?我们看一看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知道了。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①产权化；②经济运行市场化；③交易自由化；④盈利最大化；⑤干预适度化；⑥市场主体平等化。如果教育也要象其他产业那样进入市场就意味着：学校要于，不再干预教育事务；学校在市场上与用人单位、学生家庭实行等价交换，只要付得起学费就可以任意择校受教；学校的首要目的就是从交换中盈利；所有学校一律平等，优胜劣汰，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来分配教育资源，基础差的学校和没有明显经济收益的专业将倒闭、停办。因为教育产业化了的便要符合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这些无情的市场法则。这些可能后果大概有违教育产业化论者的初衷。据此，他们也反对“义务教育也能产业化”。认为这一命题所隐含的前提条件是“非义务教育能产业化”。前提不成立，结论也就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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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元经济_经济学论文 第六篇
一、概说
二元经济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多由外国资本移植或本国资本引进而来，在中国始于19世纪后期。或谓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形成于二次大战后，不确。惟早期现代化产业多集中于个别地区，亦称“飞地经济”。又常称之为近代化产业，实与现代化同义；本文通用后者。
刘易斯把现代化产业定义为“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以谋取利润者，即资本主义产业；而传统经济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在历史上视资本主义化为现代化未尝不可；但日本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充分就业前仍可称二元经济，中国在进人后仍属二元经济。又传统经济亦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迈因特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出发，把现代化产业和半自给性生产并存作为二元结构。石川滋采取希克斯（John Hicks）《经济史理论》中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到商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作为二元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明现代化过程是可取的，但用之区分二元范畴似欠妥。
传统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原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在中国更是一个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但自1954年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大都只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并注重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工业转移问题。费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他们也提到手工业者、小商人、服役人、搬运工等，但把这些人看成是“隐蔽的失业者”，°或等待进人现代化部门的“城市传统部门”。±事实上，传统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早期它们是与现代化产业并行发展的，并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称明治维新以前已有的产业为“在来产业”，并进行专门研究。²1981－1935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是不断下降的，同时期现代化产业就业人口增加约3，300万人，而在部产业就业人口增加逾6，600万人¬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释放社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的散工制发后迅速，对日本现代化工业的建立起了辅助作用。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仍是在现代化企业中实行多班制，而将部分工序和零件生产转包给小厂和家庭工业去完成。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散工制也是在战争后随现代化产业的建立兴起的，迄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就业人口约为现代化工厂的5倍。这我已有专文论述。
我国传统商业和金融业原较发达，现代化产业的建立有赖于传统商业网和钱庄的支持。同时，也有新式商业和银行兴起。然而，即使在新式商业最发达的上海，传统大商业如米行、豆行、丝栈、茶栈迄1936年仍是发展的，仅豆行的经营品种和丝茶栈的销售对象有所变化而已。迄1936年，上海上布号约减少一半、绸缎庄则倍增，药行由1851年的约1002增为498家，在营业额上始终超过西药业®。上海钱庄的资本和营业额也是不断增长的，1932年以“后才逐渐为新式银行所代替。
运输是先行产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迄1936年，中国在现代化运输业的投资一直大于在现代化工业的投资；但是，木帆船、人畜力等传统运输的产值一直是增长的，轮船、铁路亦需传统运输为其集散货物。¯说：“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二元经济，正是这样一种多途径的经济。
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就是说，二者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
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
传统经济不限于农业，但在一篇短文中遍论各业是不可能的，又手工业我已有专文，故本文仍只论传统农业，但要密切联系非农业部门和市场变化。又本文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有别于一般二元理论。
¬Ｗ·Ａrthur Lewis：《二元经济论》，中译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H·L·A·Myint Duali and the Internal Internal Intergation of Underdeveloped Economics,Banca Nazionale Lauaro Quarterly Review.93．june 1970．
®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页。
¯ 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 前引刘易斯著作第3页。
± 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172页。
² 中村隆英：《在来产业规模构成》，《数量经济史论集1》，日本新闻社1967年版。
¬ 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40页。
本书：《论工场手工业》。就业人口数据国家整理的资料补列。
®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第135－136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1992年版，第323页；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1991年版，第289页；上海药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1984年版，第119－120页。除丝织一书为上海人版外，余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 《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估计》。
° 《选集》四卷横排本，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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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的设想 （一）_经济学论文 第七篇
财产课税制度是一国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税制改革曾对我国财产课税制度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完善，但相对于所得税制、商品税制来说，财产课税制度改革的步子要小得多。目前我国财产课税制度在税种设置、税制设计、组织收入等方面有其明显的不足，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财产课税制度，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平、有效、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产课税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世界各国财产课税的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财产课税历史悠久，曾是各国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目前世界各国都已开征并着手建立一套种类齐全、功能完整、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财产课税制度。从财产课税的实践来看，根据应税财产的形态不同可分为动态财产税和静态财产税。动态财产税是对转移或变动中的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遗产税和赠与税。静态财产税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间内拥有的财产进行课税，是财产课税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静态财产税依据其征收方式不同，分为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综合财产税，又称为一般财产税，是对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实行的综合课征。这种财产税的应税范围较广，原则上包括纳税人所有或支配的全部财产。实行综合财产税制度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新加坡等。特种财产税，又称个别财产税，是对特定类型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土地税、房屋税、车辆税等。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以土地、房屋和车辆为课税对象的特种财产税制度。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虽同属财产税系，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在税制设计、征管方式、课税对象和作用侧重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课税范围较广、公平性较强、筹集的收入相对较多，但计征方法比较复杂，偷逃税问题比较突出。后者以土地、房屋和其它特定的财产作为课税对象，课税范围相对较窄，但不宜隐匿虚报，计征方法相对简便。发达国家由于居民的纳税意识较强，征管手段比较先进，征管制度比较严密，多选择综合财产税制度并普遍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有许多欠缺，多实行特种财产税制度。同时，还应看到，过去由于顾虑征管难度较大和税源较少等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在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和赠与税，并取得了良好的财政效果和社会效果。可以预见，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逐渐增多。
财产课税制度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以前所没有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1、财产课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但仍是一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课税是最古老的税收形式，曾是各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课税的主体地位已被所得税和商品税所取代，在全部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小。发达国家财产课税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12％，发展中国家平均仅为5－6％。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财产课税在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人们收入水平、促使闲置财产投入使用等方面，仍具有所得税和商品税说没有的功能和特点，它能有效地补充这两个税系的不足，如商品税不能对不动产、继承财产进行课征，所得税对不使用资产和未实现的资产增益无法课税等。因此，财产课税的地位比较稳定，仍然是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 财产课税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财产课税具有税源分散广泛、区域性等特点，地方易于做到对本地区的税源实施严格监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财产税收入主要用于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有利于形成“多征税，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许多实行分税制国家将大多数财产课税归为地方税。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还是日本、英国等单一制国家，大多数财产课税的税种归地方，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据OECD组织1990年的资料，在地方税收中，美国财产税占80％，加拿大占84.5％，英国占93％。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极为重视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并多把财产税划归地方管理和支配，成为地方的主要财政收入。而且，随着地方权限的扩大，一些国家正逐步下放财产税税种的立法权，增加财产税税种、调整其税率。这不但保证了财产课税仍旧作为地方的主要收入，而且使税源更加广泛，税收收入额有所增加。
3 财产课税多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且评估制度健全，并建立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和强化税收的征收管理，以达到公平税负、税款的充分征收的目的。从各国财产税的实践上来看，财产税的计税依据大体有三种：土地面积、市场价值、其它价值（如帐面价值）。目前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一般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客观地，以市场价值为税基有三个优点：一是税基具有弹性，随着房地产市场价值的上涨，税基扩大，财产税的收入也将相应增加。二是市场价值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但以市场价值为税基要定期对财产进行评估，税收征管成本较高。因此，大多数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的国家都设立专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实行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同时税务机关从不同渠道搜集有关财产税、纳税人以及市场的信息，注重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强化征收管理，堵塞税收漏洞，减少税收流失。
国外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都已基本上建立了一套多税种协调配合、功能健全财产课税制度。发展中国家虽受经济发展条件、税收征管水平等方面的制约 ，但大都已开征了多个财产税税种，财产课税制度将会逐步完善。各国在尽可能完善税制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强化财产课税的征收管理，充分发挥财产课税制度的调节作用，成为地方筹集财政收入的主渠道。当前，我国财产课税的特点是：税种少，税基窄，以土地面积或帐面价值为计税依据，内外资实行两套税制，财产课税收入未能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显然，这种财产课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分税制和地方税体系的需要，与现行税制改革的“简化税制、公平税负”原则也不相符合。因此，研究和改革我国现行的财产课税制度势在必行。
二、 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财产课税的税种少，税基窄，影响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我国现行的财产课税税种严格说来只有房产税、契税、车船税和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具有资源课税和行为课税的特点，在我国的税种分类中大多不将其归为财产税类中（对土地的课税各国一般归为财产税类，为方便比较，以下把这两个税种作为财产税一并）。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把遗产税和赠与税列为征收范围，但实际上并未开征。税种少的同时，税基也窄，征收面不宽，比如只对企业拥有的房产征收房产税，而拥有的机器设备不纳税；个人自住的房屋不纳房产税；私人财产的继承和赠与都不须向国家纳税等。加之现行的财产税的税负普遍较低，使得财产课税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未能充分发挥组织收入、调节财产水平、公平财富的作用。
2、内外两套财产税制，不符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公平、公正的原则。目前，我国对内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税；对外资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对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费（不由税务机关征收）。两套税制在征收范围、税（费）率、计税（费）依据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内外有别的税收待遇，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原则，而且违背了我国现行税制改革的初衷。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因此，研究、统一的内外资房地产税制，是完善我国财产税制的重要内容。
3、财产课税集中的收入少，未能确立在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地位。我国的财产课税与大多数实行分税制的国家一样，属于地方税收，由地方负责征管和支配。但由于税种少、税基窄、税负低、税源零散、征管难度大，使得财产课税收入较少，不能成为地方的主要税种，只能成为地方收入的一个补充部分。加之财产课税的立法权高度集中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设计过于统一，缺少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地方缺少必要的税收自，导致地方征收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反过来制约财产税的正常发展。
4、计税依据不合理，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与有关部门的协作不够，征管漏洞较大。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作为财产课税的计税依据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这也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计税方法。市场价值反映了土地、房产作为经济资源的价值，它不仅包括土地的级差收益，而且包括土地、房屋的时间价值。在市场经济下，任何土地、房产都有一个时间价值，市场机制越完善，这个价值就越容易体现，越容易得到认可。但是，我国当前是以土地的面积和房产的原值或租金作为计税依据，不能反映土地的级差收益和土地、房产的时间价值。同时，为调节土地的级差收益，采用不同城市、不同地段设置不同税率的方法，结果造成税率档次设置不合理，并且随意性大，操作起来缺乏客观标准。不仅如此，税率一旦确立，长期不变，造成财产税收入的增长与房地产增值的脱节。我国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尤其是私人财产登记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房产、土地、户籍等有关管理部门与税务机关的协作配合不够，影响了税收征管的力度，造成财产税税源的大量流失。
三、 完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的设想
鉴于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制度的税种设置不全、比重过低、税制不完善、征管方面等问题，改革和完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规范和增加财产税税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财产的私有化程度已有所提高，财产税的税源增加，税基扩大，应适时增加财产课税税种，适当调整某些税种的征收范围，调整税目税率。由于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征管水平较低等原因，我国的财产税制宜采用按不同财产分别课征的个别财产税制，而不是综合所有财产课征的一般财产税。我国财产税制应包括的税种有：房产税、土地税、不动产税、车船税、契税、遗
上市公司需要付出什么？──论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缺陷_经济学论文 第八篇
一、证券市场上有免费午餐吗？
我国证券市场近年来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瞩目。1995年之前, 深沪两地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仅为310家, 证券化程度(上市公司股票市值/ 国内生产总值)为7.89%; 到1997年底上市公司数量已增加到745家, 总市值为17529亿元, 证券化程度达到23.44%; 进入1998年之后, 公司上市的数量和规模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即便如此, 一方面仍有众多企业在千方百计地寻求上市而未果; 另一方面, 业已上市的公司被市场和各级地方看成是珍贵的资源, 即使长期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也被作为一种“壳”资源得到保护和买卖。对此, 人们不禁会问: 中国证券市场上难道有免费午餐吗？证券市场难道是一个聚宝盆吗？
依照经济学的理论, 证券市场大体上有三种功能。其一是功能。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企业的来源一般可分为内部和外部, 外部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间接和直接。直接主要是由债券和股票组成的, 它们均是通过证券市场来完成的。其二是功能。证券市场为经营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一种。这也就是说, 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影响经营者的投资决策。一方面, 证券市场是企业的一个来源, 股价的变动会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 另一方面, 如果经营者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证券市场对企业价值的估价变动会影响现有股东的利益。因而, 经营者的投资决策必须考虑证券市场的反应。其三证券市场充当公司监控的传媒。作为公司控制市场, 证券市场对经营者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外部约束机制 (相比之下, 公司董事会则是一种内部约束机制)。股东除去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上“用手投票”, 还可以在证券市场上“用脚投票”。公司的经营绩效不佳可能导致证券市场上的并购, 或者通过证券市场收购股权争夺公司的代理权。同时, 作为一种市场, 证券市场通过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而影响公司治理结构(Samuel, C.,1996, a,b,c,d)。
除此之外, 证券市场在我国现阶段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那就是为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党的十五大把证券市场确立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并将成为国有企业未来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只有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上述固有功能, 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我以为, 这一点正是我国初级阶段运用证券市场的主要目的。
从证券市场的功能来看, 如能有效地运用证券市场, 其收益是巨大的。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对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主体(stakeholders)(股东、经营者、债权人及雇员)来说只有收益而勿需付出成本呢？如果企业上市需要付出成本,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会出现上市公司供给(接近)无穷大的局面呢？为了限制证券市场上的这种过度供给, 现阶段不得不依靠控制上市公司数量和规模来解决。看来上市公司至少现阶段 (一定程度上) 在证券市场上的确能享受免费午餐。
上市公司能得到近乎免费午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它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发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国发展证券市场目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证券市场与企业
是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最主要动机。对一家要进行投资的企业来说, 可供的来源是多重的, 其中包括: (1)内部积累, 即依靠业已实现的一部分利润作为投资的来源(提取的折旧费也可归入此类)。(2)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务, 虽然这两种方式形式上不同, 但它们都构成企业的债务。(3)发行股票, 它进一步又可分为发行新股和配股, 它们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并不表现为企业的债务, 而是一种资产。这三种来源或方式也被分别称之为内部、债务和股票。
面对不同的方式, 企业经营者应该选择哪一种呢？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 在既定的投资决策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目标是寻求最佳的金融结构，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本企业的金融结构对投资者有最大的吸引力。但如果假定资本市场充分有效地运行，那么企业的金融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这也就是说，企业的金融结构选择不会影响它的市场价值。据此可进一步推论：当需要时，企业对任何一种方式都没有特定的偏好，各种方式是完全可替代的, 因为任何选择都不会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这就是著名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_经济学论文 第九篇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全面实行了计划体制，金融业也不例外．正规的金融市场被取缔，金融机构只剩下中国银行一家，既充当银行，又是唯一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渐渐恢复，还开设了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到1997年底，全国单是银行、保险系统的总行、总公司已有12家，机构总数已达171601家，职工总数已达2187331人（《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67页）。但是，量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了，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的金融体制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残余，还十分不完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更加明显，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也显得更加迫切。
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quot;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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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_经济学论文 第十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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